1567年9月，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率部突破明长城防线，对山西边境地区实施大规模劫掠，掳走当地居民数万人。此次入侵事件清晰地反映了明朝北方驻军战斗力薄弱、防御体系溃散的严重问题。为强化北方边防，1568年2月，明穆宗朱载垕擢升曾成功平定东南沿海倭患的著名将领戚继光担任神机营副将。同年5月，朱载垕进一步委任戚继光全面负责蓟镇、昌平、保定三地的军队训练事务，并赋予其统辖这三镇所有明军的指挥权。

在接到朝廷命令后，戚继光立即率领其麾下在浙江、福建沿海对抗倭寇的3000名精锐部队——戚家军，迅速向北方进发，驻扎于蓟镇。作为明代九大边防重镇之一，蓟镇的防御范围从东部的山海关延伸至西部的居庸关，涵盖了长达1200里的长城防线，是保卫首都北京的关键屏障，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抵达蓟镇后，戚继光察觉到当地驻军战斗力薄弱且纪律涣散。因此，他以随行的3000名戚家军为示范，对蓟镇的明军展开了全面整顿与训练。

戚家军三千将士抵达后，在城外列阵布防。当日暴雨倾盆，从清晨持续到傍晚，全军始终挺立不动。这一场景令边关守军深感震惊，自此他们才真正认识到军令的威严。——《明史》

《戚继光》通过严格训练使蓟镇明军实现质的飞跃，其作战能力显著提升，屡次击退蒙古骑兵，迫使对方数十年不敢进犯。针对戚家军与其他明军战斗力差异的问题，关键在于兵制与待遇的不同。戚家军采用募兵制，其军费完全由朝廷承担，士兵的薪资与福利待遇远超普通明军，达到三倍以上。这种优厚的经济保障为戚家军提供了强大的战斗力支撑。相较之下，普通明军主要来自军户制度，士兵不仅没有固定收入，其土地还常被军官侵占，基本生活难以保障，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直接导致了其战斗力的低下。

面对这一状况，戚继光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既积极向朝廷申请军费支持，又大力整饬军户军屯制度，严惩侵占军田的行为。这些举措有效改善了蓟镇驻军的物质条件，促使军队战斗力随之增强。1583年，戚继光在朝廷权力斗争中失势，被贬至广东任职，其部将吴惟忠、陈文良、吴大绩等人随行南下。然而，3000名戚家军精锐仍驻守蓟镇，继续承担防御蒙古势力的重任，为大明朝守卫北方门户。1587年，随着戚继光的离世，这位带领戚家军走向巅峰的晚明杰出将领就此谢幕，留守北方的戚家军也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

1592年，日本实际掌权者丰臣秀吉集结25万兵力进犯朝鲜半岛，企图将其作为进攻大明的战略基地。面对这一局势，万历皇帝果断决策，在全国范围内调集4万精锐部队赴朝作战。同年12月，已故名将戚继光的得力部属、戚家军最后一位杰出将领吴惟忠，奉命率领驻扎蓟镇的3000名戚家军将士出征朝鲜。至1593年1月，吴惟忠指挥这支精锐部队成功攻占日军重兵把守的平壤要塞牡丹峰，歼灭敌军数千人，为平壤战役的胜利立下头功。

在取得平壤战役的重大胜利后，明朝军队迅速夺回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由于宁夏地区发生叛乱，驻朝明军最高统帅李如松被紧急调往西北战场。鉴于朝鲜战事暂时趋于平稳，万历皇帝决定派遣新一批明军前往朝鲜接替，同时让先前参战的部队返回国内进行休整。吴惟忠接收到新征募的3000名浙江籍士兵后，原属蓟镇的戚家军部队在副将指挥下撤回蓟镇进行休整。

按照明代军事制度，战功卓著的部队理应获得朝廷赏赐。在平壤战役中，戚家军立下赫赫战功，万历皇帝特地从内帑拨付专款以示嘉奖。然而，蓟镇总兵王保不仅私自截留这笔赏银，还克扣了戚家军的正常军饷。这一系列行为激起了戚家军将士的强烈不满。这些历经沙场的将士无法忍受如此不公待遇，最终引发集体哗变，演变为大规模兵变。为平息事态，王保表面上承诺补发赏银和军饷，实则暗中调集兵力，将戚家军包围缴械，并处决了1300余名将士。这一事件在史书上被称为"蓟镇之变"或"蓟镇兵变"。

当平壤南兵撤退之际，因王赏未兑现，在石门寨引发骚动。保设计诱使其前往演武场，将一千三百名南兵尽数诱杀，并以谋反上报。此事导致民愤难平，致使后续招募兵员时响应者寥寥。——《明史》

王保采取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戚家军意图谋反，借此获得晋升。这一行为不仅使戚家军深感寒心，也让整个大明军队的士气受到重创。《蓟镇之变》后，那支曾经威震天下的精锐部队遭遇毁灭性打击。尽管后来多次重建，却始终无法恢复昔日的雄风。这场变故堪称大明军事史上最为惨痛的悲剧。一个王朝若以如此方式对待为其浴血奋战的将士，其衰败命运已然注定。